香爐,是古代一種鼎爐形器物，舊時廟堂里的香爐大多為銅、鐵鑄成，有些器型較小的香爐是用玉、石、陶、瓷、木、銅等制成，置于幾案，實用、觀賞兩相宜。有蓋之香爐，可內(nèi)置香料，點燃后，香霧煙氣自蓋孔中裊裊升騰彌漫，時聚時散，給人以無限之遐想。

此件明代大型漆器香爐高157cm，爐身直徑60cm，由底足連托泥、腹部爐身和頭部龍馬爐蓋三部分組成。整體造型仿商周青銅鼎，爐身仿三足圓鼎，爐腳則仿四足方鼎，把圓鼎之柔和與方鼎之剛勁融為一體。爐蓋上的龍馬為龍頭馬身帶飛翼，爐之腹足相連處為神龜，爐足為象鼻。

爐蓋上踏在水波紋之中的龍馬背部以點線構(gòu)成奇特圖案和爐腰部的神龜，正是《周易·系辭》所說的“河出圖，洛出書，圣人則之”的寓意?？追f達疏引，《尚書中侯·握河記》稱“伏羲氏有天下，龍馬負圖出于河”，《尚書·洪范》：“天乃賜禹，洪范九疇”——傳說三皇之一的伏羲就是依據(jù)孟河中躍出的龍馬背部的圖形畫出了八卦，而禹根據(jù)龜背上的“文”成就了“九類常道”進而造福于黎民。

陶豆流行于新石器時代至漢代，造型多為淺盤、高圈足、淺缽形、喇叭形、鏤空形等，這是馬家浜文化的特色。馬家浜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，為環(huán)太湖流域母系時期的典型文化。豆的器形從陶豆開始，到青銅豆，始終保持它的基本造型，而且始終是祭祀禮器組合中重要的一員，在“禮”字的組成中，“豆”也是主角，這充分說明豆器在先民心中的分量之重了。

根據(jù)考證，陶豆主要用來盛放“菜”。在古代陶缽才是個人使用的餐具，與現(xiàn)代飯碗器具相似。陶豆的形狀淺而小，不同于盛“飯”的缽，它只能盛放少量“副食”，很可能就是瓷盤的前身。主副食有所區(qū)別，這是稻作農(nóng)耕社會派生出來的生活方式，也是東方飲食文化的傳統(tǒng)特點之一。高而穩(wěn)的陶豆，在使用中，既能豆器中“菜”的視覺效果，又與古人席地而坐生活方式相一致，方便夾“菜”，古人的聰明才智可見一斑。

碗、盤和盞等器物的裝燒方法多采用支釘墊燒，在器物的圈足上一般都墊有3個小支釘，支燒時釘尖朝下，依次疊放，燒成出窯后，碗、盤和盞等器物的內(nèi)側(cè)會留下3個細小的支燒痕跡，這種支燒方法為介休窯所，也是我將這尊香爐看為介休窯香爐的原因所在。

此器與青海省博物館藏“大明永樂年制”款銅爐器形相似。其形體碩大，青花色澤濃艷，暈散明顯，凝結(jié)的黑斑密布于紋飾中。紋飾寓意江山永固。能夠燒造如此有氣魄、紋飾精美的瓷器，反映出當(dāng)時景德鎮(zhèn)窯工高超的制瓷技藝。

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，與本土文化發(fā)生關(guān)系，逐漸改變自己的面貌，融入到中國的傳統(tǒng)文化里，儒佛道三位一體形成華夏文化主流。魏晉時，人們以老莊解釋佛教，東晉以后佛學(xué)又與玄學(xué)趨于合流，深為士大夫們所欣賞。

直到南北朝時期，佛教的立地位連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響一并如日中天，特別是禪宗初祖達摩東渡來華，中國禪宗由此肇始。各地造佛修寺蔚然成風(fēng)，作為祭祀禮器的香爐已被普遍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