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大山人長于水墨寫意，為其劃時代的人物。 在水墨寫意畫中，又有專擅山水和專擅花鳥之別，八大山人則兩者兼而善之。他的山水畫，近師董其昌，遠法董源、巨然、郭熙、米芾、黃公望、倪瓚諸家。例如康熙四十一年所作《書畫冊》（上海博物館藏）共畫了六幅山水小品，就可以看出深受董其昌的影響，其遠筆的圓潤則有著董、巨和黃公望的遺蹤，墨法參照了米氏云山，而某些樹石的組合形式，顯然取自倪瓚。但是，我們在欣賞這些作品時，卻又強烈地感覺到朱耷的個性，上述那些古人的法則，不過是他隨手拈來為自己服務的。那些山、石、樹、草，以及茅亭、房舍等，逸筆草草，看似漫不經(jīng)心，隨手拾掇，而干濕濃淡、疏密虛實、遠近高低，筆筆無出法度之外，意境全在法度之中。這種無法而法的境界，是情感與技巧的高度結(jié)合，使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進入到一個自由王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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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渭的書法造詣很高，其跌宕縱橫的筆法有助于繪畫藝術(shù)的巧妙變化，如畫墨荷、葡萄，大刀闊斧，縱橫馳騁，沒有深厚的書法功力是難以做到的。徐渭曾做一幅《梅花蕉葉圖》，將梅花與芭蕉放在一起，并且在畫上題寫道：“芭蕉伴梅花，此是王維畫”，顯示出徐渭與王維在某些構(gòu)圖上的源流關(guān)系。當然，王維畫雪里芭蕉，更一種禪機，即，使得雪的清寒與芭蕉的心空構(gòu)成畫面的宗教底蘊，而徐渭在這樣的畫面組合中，更一種時空的主體解放性。

徐渭的繪畫主觀感情色彩強烈，筆墨揮灑放縱，從而把中國寫意花鳥畫推向了書寫強烈思想情感的高境界，把在生宣紙上隨意控制筆墨以表現(xiàn)情感的寫意花鳥畫技巧提高到了的高度。成為中國寫意花鳥畫發(fā)展中的里程碑，了中國大寫意畫派的先河，為文人畫的發(fā)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。其畫風對清代的八大山人、石濤、揚州八怪以及近現(xiàn)代的吳昌碩、齊白石等都產(chǎn)生了深遠影響。

吳湖帆受家學熏陶，酷愛藝術(shù)。13歲學畫，初從“四王”、董其昌入手，繼而上探五代、兩宋以及元明諸家。他一面悉心觀摩家藏歷代名跡，一面遍游名山大川，把師古人和師造化結(jié)合起來，從而在藝術(shù)上形成縝麗豐腴、清雋明潤的特風格。他的書法，融米芾與宋徽宗趙佶的“瘦金體”于一爐，并結(jié)合自己的意趣，自成一格，具有個性特色，從而成為滬上享的一位書畫家、鑒賞家。與趙叔孺、吳待秋、馮超然被譽為“海上四大家”。又與吳子深、吳待秋、馮超然合稱“三吳一馮”。在20世紀30年代，中國畫壇有“南吳（湖帆）北張”（大千）之譽。大千平生佩服的“兩個半畫家”中，個就是吳湖帆。

范曾先生是當代畫壇巨擘，或以開拓求新為時尚，或以固守傳統(tǒng)為榮，都無法解釋他。他接受過嚴格的學院訓練，這使他的造型手段迥然不同于傳統(tǒng)中國畫家。他浸染傳統(tǒng)之深，使他的筆墨技巧達到了的水準，甚至使古人瞠乎其后。他博學多才，“致廣大而盡精微”，又使他的畫面富有詩的意蘊境界。范曾提倡“回歸古典、回歸自然”，身體力行“以詩為魂、以書為骨”的美學原則，對中國畫的發(fā)展厥功至鉅，了“新古典主義”藝術(shù)的先河。